理解中国历史，不能不懂中国地理
说到山，你会想到什么？是名山古刹之中的隐逸高士，还是边关重镇的刀光剑影？说到水，你会想到什么？是浪迹江湖的扁舟，抑或是逝者如斯夫的长叹？山与水，性之所适。经典诗文从不缺乏对山川名胜的吟咏，亘古有之的山川河流也承载了彼时彼地的历史与变迁。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高大的山脉极难翻越，这就造成山脉两面的人形成完全不同的文明族群。反过来，那些上升期的民族，当山下的平原已不足以装下他们的雄心，他们就会跨过山脉，占领山脉另一面的土地，这座山也就成为了纪念这个民族丰功伟业的纪念碑，成为上苍所赋予的天命的象征。
河流可以沟通上下游，让上下游的居民虽远隔万里，仍然可以方便地交流人员货物。那些重要的渡口，也就顺理成章地形成了发达的城市。水患频发的河流，需要大规模的人协同起来兴修水利，统一国家的基因也从中奠定。
中华文明，正是这样在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交织下展演而生。
在「山河纪」这个栏目中，主播何必将邀请外交学院的施展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孟庆延副教授作为常驻嘉宾，聊一聊中国大地上的历史和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地理空间，探讨不同的山脉与河流如何塑造了不同性格的人们，如何孕育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古与今。
本文为播客的精华版内容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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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为什么要关注历史地理学？
何必：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之前「东腔西调」播出了“列国志”系列，邀请施展老师带我们领略了亚洲各国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有听众询问能不能聊聊中国内部的的地理空间、文化差异甚至聊点“地图炮”？刚好，我们「东腔西调」正在策划一个有关中国地理和历史的系列“山河纪”，今天我们邀请到“山河纪”的两位嘉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的孟庆延老师和外交学院的施展老师。
孟庆延：大家好，我是孟庆延。非常高兴又来到「东腔西调」做客。
施展：大家好，我是施展。
何必：孟老师虽然是一位社会学学者，但是他关注的领域并非当下，而是中国近代的历史。同时施展老师正在酝酿他有关中国地理空间与大历史的新书，所以“山河纪”就请到了二位老师和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大地上的历史和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地理空间。我想先请两位老师简单介绍一下，你们是如何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关注到了历史和地理空间这两个因素的关系？
孟庆延：我们今天所有的体制内的或者叫象牙塔内的学科划分，是现代（社会）不断运行的一个结果。所谓的历史学或者叫历史地理学或者说社会学，本质上都和地理的空间有关系，也和历史有关系。我们有句俗话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不是开“地图炮”，但是我们有时候也确实是说某个地方会刻画一个人的性格，会刻画一群人的性格。这个性格当然和知识、经历都有关，但是它有一些更为底层的、不太变化的要素，比如说地理空间。在很多南方的区域，你会发现县与县之间、镇与镇之间、相邻的甚至村之间，他们的语言系统、仪式系统可能都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非常天然的山河湖海自然交隔的结果。
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广义上的包括文史哲，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他们都是关心人的，但是这个“人”字背后的底层架构有很多结构性因素，就是这些历史、地理因素。这个我想是一个特别重要又特别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角度。
施展：我的关注角度，首先是从“何为中国？”这个问题出发的。咱们经常看到的历史的讲述，当然我说的不是学界，我说的是公共大众传播。在这里面的历史讲述通常都仅仅是一个时间线索的延续，空间在这里面经常是被架空的。实际上任何历史过程的展开，任何历史事件、人物等等一系列的展开，都没有办法脱离开具体的地理空间，而且有大量的历史脉络、历史线索，能够在地理空间当中找到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更深层次的逻辑。
两位都是社会学出身，社会学这方面，中国的大牛费孝通对中国的定义：多元一体。为什么是多元？它首先是因为我们这种地理空间结构，很多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在古代按照儒家所要求的中原农耕那种方式来生活的。在这个背景之下，那些不能按照中原农耕方式生活的地方，那些人也是中国人，于是就必须得找到他们和中原之间的一种相互的关联、相互的关系，然后才能找到一个在现代中国当中，我们作为中国人，这事儿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相互对等的身份是怎样实现历史性的形成？怎样在现代能够获得相互的承认？对这些要做出比较好的解释的话，都离不开对于地理、空间的讨论。
02.
行政区划？文化区划？
何必：两位老师的介绍都比较有意思，能明显感受到学科化的差异。孟老师的视角更加的由下而上，强调具体区域内的、小的、细微的差异给一个具体空间里的人带来的差异，然后由此会让这些人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而施老师由于您的长时段历史观，倾向于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不同区域自然地理的差距，进而去看它们在具体的长时段的历史中相互的作用。
讲到地理，我们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地理空间上的区域划分，比如我们可以划分成省，可以划分成东北、西北、中南、华北这样的大区，再比如施老师经常提到的草原和中原的分割。那对于中国的区域划分，两位老师怎么看这样大的领土范围内的区域分化？
孟庆延：我们今天所习惯理解的以省为单位的划分，其实是行政和政治的结果，而不是自然地理导致的结果。“省”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其实一直不是个地理单位，它是一个官僚单位或者官僚机构的名称，比如中书省、尚书省等等。到了元代以后出现了行中书省，即所谓的“行动的中书省”--中央派出的监管地方的机构。但是监管来之后就留在地方上不走了，慢慢地变成了一级官僚机构。行政机构落在地方上就开始按照“省”慢慢演化，最终演化成了一个行政区划的地理单位。
行政区划的地理单位跟自然地理有什么差别？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散装的江苏”。为什么说江苏省经常是“散装”的？这是一个段子，但它其实有内在历史地理学的或者学理的意义。提到江苏，大家经常说苏南苏北。苏北在历史上常常隶属于什么样的区划或者区位？它很多时候是跟山东划在一起的，所以以徐州为界的话，徐州和整个的苏锡常拥有完全不同的方言、习俗。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例子是陕西。陕南、陕北、关中截然不同，尤其是陕南和另外两个差别特别大。《三国演义》里有个回目叫“刘备进位汉中王”，过去的汉中是属四川的，它是进川的必经之地，为什么要把它区隔出来？因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果四川拥兵自重，就意味着在冷兵器时代是很难打进去的，所以把汉中切分出来，不放在四川省内的行政范围内，其实有利于中央跟地方关系的协调。
我们今天特别习惯的思考模式是行政区划的思考模式，因为这是印在我们身份证上的。但是从生活经验上来说，包括在文化的意义上，或者文化地理的意义上，其实我们身上刻的不是身份证号，而是我们的习俗，而这些是基于自然地理长成的，是文化地理所赋予的。
说到地理区划，像非常有名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以及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施坚雅，他们都有自己关于中国区域的划分方式，无非是所谓的华北、东北、西南、华南、江南、华中这样的一些区划方式，总体上都是这样。但如果问我的话，我更愿意去讨论的是基于某种自然地理区隔而形成的文化地理，以及由此而展开的现代中国的某些思想路线。我更看重的是文化区划、文化地理，而不是行政区划，因为行政区划是一个政治结果。
03.
行政区划：最表层的地理区分
施展：对于行政区划，另外一个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老师就说，中国划省有两种原则：一个是山川形便，最典型的是山西，四条边全都是按照自然地理的逻辑形成的；再一个是犬牙交错，就是基于自然地理硬生生地给它割碎，然后重新再排列组合以便于相互制衡，中央能够进行有效控制。实际上刚才孟老师说江苏的时候，我脑海里反映出来的是陕西，没想到接下来他就说到了陕西。这两个都是纯政治性的（划分），从自上而下的视角来看的话，你会认为政治是文化的外壳，但是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的话，政治实际上是历史堆积的结果。
从微观的层面来看的话，历史的展开实际上又是各种社会活动的后果。人们在社会活动当中各种互动的模式是什么？对未来的期待是什么？设定的目标是什么？这些东西都是高度与文化相关的，没有办法拆解开来处理，所以行政区划反倒是最表层的一个地理区分。
从底层的地理区分来看的话，这就取决于问题意识了，到底你是从怎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出发？像孟老师最近这些年在研究“星星之火，何以燎原”，那么他的问题意识就会侧重从他所关注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史，以及他赖以展开的地理结构。而我一直关注的问题意识角度就是多元一体的中国，它如何多元？又为何会一体？这个问题它实际上是想要构建一个新的叙事，而这个新叙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是要给这多元一体里面多元的所有人，找到历史平等的历史主体性身份，同时又能够内在地克服分离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多元一体的国家，每个人才能够都有对等的尊严，同时又是济济一堂。从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出发的话，对于空间的划分，我就会更加关注这种大尺度上的空间区分，比如草原、中原、西域、高原、海洋这几个方向。
04.
地理空间与革命的思想和组织
何必：刚才两位老师都不同程度上提到了地理区划的划分，其实我们从最表面看到的政治性区划，在真正面对历史问题的时候，可能反而不是那么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请到二位老师的系列叫“山河纪”。
我们想基于亘古存在的一些自然地理标志，比如重要的大山、重要的大河，来看我们这样一个广大国土的自然空间分化。由此我们要去了解在特定的区域内生长出怎样独特的人，生长出怎样独特的民风、民情、习俗。
不同的区域都会由于具体的自然地理条件，营造出不同的文化的差异。这些差异在我看来，可能类似一个人文式的沙盘。山川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沙盘，让历史在其上展演，而这些具体的空间里面，不同文化的人，不同特质的人，也提供给了历史去展演去发展的条件，那么这样的差异对于历史发展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
孟庆延：我简单说一下，因为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接着施展老师的话说，我们的问题意识并不完全一样。我更关心现代中国，或者说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简单地做两个层面的分享。
第一个是我做这些研究时的核心问题意识是：现代中国究竟从何而来？当然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回答层级，比如在制度上从何而来？在组织上是从何而来？但其实“在思想上从何而来”也很重要，为什么呢？我在看这些史料、材料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或者现象：我们今天说共产主义，那个时候叫左翼思潮；我们今天所看到社会主义这种思潮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如果细讲，在20世纪初的时候有非常多样化的思潮传入进来，比如无政府主义也是当时左翼思潮中的一种，它最开始更多地是经由日本传入中国的，为什么呢？
在当时日本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它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无政府主义，而中国在当时又有一批清末的人去日本留学，人数非常之多，因为它的地理空间更近。经过日本传到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又聚集在岭南地区，也就是广东地区。
我们知道，在整个共产主义发展史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脉络叫托洛茨基主义，当时这一思想从法国和德国传入到中国之后，这派人又集中在浙东南地区，就是温州、丽水、台州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是该思潮发展最繁盛的地方。然后像马列主义，一个列宁处理过后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的湖湘之地接受的人最多。虽然它的形态或者说发展是在北京和上海两个文化区，但那些拥护的人大部分是湖湘的知识分子。
对于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不能用“地图炮”去解释，而是要放到空间里面来看。这些地方不同的文化，基于文化而形成的社会结构，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这样的思潮之间的某种关联是什么？在历史的进程中，这些要素又如何慢慢地展演，最后在历史的河流中共同汇成了我们所接受的这样一个共产主义形态或者社会主义形态？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如果我们从底层的这些硬的要素去看中国的历史地理，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革命最开始的发端都是在山里面，所谓的山里面就是几条山脉，最重要的一些山脉，是从罗霄山脉一直到武夷山脉，即赣南闽西的苏区。
何必：对，从井冈山一直到后来的瑞金。
孟庆延：对，这样一圈，它扩大到了武夷山，就是闽西地带，这是一个区域。第二个区域是同时期的大别山，那个是重要的鄂豫皖苏区，后来有说法叫“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第二山脉。第三条山脉非常重要，我们叫做太行山脉。经历了长征后我们损失了很多人，但是经过8年抗战，我们又在太行山脉，晋察冀、晋冀鲁豫这些根据地，发展出了非常多的人参军投靠我们的共产党，跟着一起搞革命。你会看到这些山川本身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理空间，以此来理解革命为什么是这样的形态。我想这是两层的问题意识，一个是思想性的，一个是组织性的。
05.
山水与人文
施展：我就顺着孟老师说的这几条山脉来展开。这些山脉他刚才谈到的是跟近代历史的关联，实际上往古代追溯的话，这几条山脉也都构成了古代意义上历史地理上的分界线，比如他刚提到了武夷山脉，武夷山就是江西和福建之间的界山。
我们都知道在宋代之后，江西才子辈出，为什么那边会那么多才子？江西的罗霄山跟武夷山中间夹着赣江的谷地。想要从当时的江南地区去到岭南的话，最重要的几条通道还不一定是从海上走，而是顺着这些江走，从长江逆流而上，到了南昌那边，再顺着赣江南下或者继续顺流而上，到了长沙一带，然后顺着湘江南下。整个这些通道都是与这些山和水的关系相关。
宋代的时候，岭南要获得有效的开发，以及跟中原之间有各种各样的交流关系，赣江和湘江就成了最重要的一个通道，尤其是赣江，因为它离长江下游更近，所以那个地方成为了最重要的贸易交通通道，这种地方从来都是人文荟萃的。
再比如刚才孟老师提到的大别山，它从地理形状来看是一个倒三角形的山脉，它的北侧是三角形的长边，三角形的两个短边则是朝南的，尖朝下朝南。
来源：地球知识局
在大别山的两侧，西南方是武汉，东南方是南京。从大别山再往西走，中间经过一段平地往前再走一点，就接上了大巴山。大别山跟大巴山中间这一小段平地实际上是一个谷口，而这个谷口的位置是什么？是襄阳，郭靖守了好几十年的地方。在古代的战争当中，如果守不住襄阳，整个江汉平原就全丢了。一旦江汉平原丢了，即便从南京北岸想渡江没那么容易，但是拿下了武汉，顺江而下搞事就很容易了。然后继续再往上走是太行山，之前我跟何必聊过一期山西。
何必：不止一期，咱们大概聊了5期的山西。
施展：甭管是定都在长安，还是定都在北京，太行山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屏障。太行山往西南方向最重要的延伸就是中条山，对面是崤山，崤山跟中条山之间夹着一个极其狭窄的谷地，黄河就穿过那儿。守住这个关口，基本上长安就稳当了。太行山跟燕山构成北京的屏障，守住太行山才能守得住北京。
太行山所隔出来的山西这边，直到宋代以前也长期是游牧跟农耕对抗的前线，所以咱们去解读历史的时候，在这种山和水的关系当中，可以解读出大量的人物、事件、战争、文化。
你刚才提到了不同地区的区域划分，以及它和当地的民情关系，从我个人的研究兴趣和问题意识的角度来讲，还进一步地可以说，任何人的自我身份、自我意识，或者说他所面临的根本的生存问题，是要回应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与当地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是以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文化差异产生于人与环境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转化。
06.
江西：宗族、客家人
何必：两位老师刚才讲了这么多对于地理空间上的文化差异和中国历史进程的关系，应该也是在中国大地上走了很多地方。两位老师在行走的过程中，能不能举出一个给二位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地方？
孟庆延：印象最深的对我来说还是江西。作为一个北方人，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家族和宗族，体会不了这个东西。在我的世界就没有这东西，我只有家庭，都是一家三个，爸妈，然后顶多是二大爷什么的，再往后就说不清楚了，也不知道。但是在整个赣南和闽西，你发现每个村都一定有祠堂，而且单姓聚居村特别多，就是一个村就一个姓氏，在祠堂里面修族谱、祭祖，祠堂里还会有修祠堂芳名录，（上面写着）修这个祠堂都是谁之类。你说祠堂它是仪式性的吗？它在历史上可不是仪式性的，祠堂的作用非常大，包括管理整个地区事务，因为以前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地方自治的情况更多，这是第一个，宗族。
江西这个地方除了宗族之外，还有一个特别让人惊讶的地方叫客家人。检索“客家人”，就会发现经常说民风彪悍，大家很奇怪客家人为什么会民风彪悍？今天对客家很多解释，客家到底什么意思？一个最通俗的、最基本的、没有争议的，就是宋代以后整个政权南移，随着江南的开发，北民南迁出现的一个结果，他们是后来的人，后来者就占不到好的产粮的平原位置，所以就只能在山区里面。
在山里要想活下去，必须干一件事情，把这出产的山区的商品经济作物和外面的粮食作物进行交易，商贸就会发达，有了商贸之后，紧接着的问题是我要会跟人沟通。当然这种沟通既可以是硬沟通，也可以软沟通，软沟通就是有协约，硬沟通就是打。由于他们一定会受到资源上面的挤压，因此会有以客家人为群体的和跟土著人群体的结合起来的冲突。这个区域里面有客家人，有宗族，还有一系列现代人所赋予的阶层职业这样的身份叠合起来。为什么革命更容易在这个地方产生？是因为它的矛盾足够突出，它不像在平原地区那样，系统没有那么复杂，身份标识没有那么复杂，不太容易产生矛盾点。真正的矛盾点，结构性的矛盾是在这，而这些又和区域地理有关。
从江南一路往华南看，你会发现宗族越来越重要，江南也有宗族，但江南的宗族不像华南的宗族这么发达，越往南发达程度越高，这个也是自然地理造成的结果。以宗族为主的流动性更弱，到那以后就固守在那了。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这个地方是对我有最大的文化冲击的。我以前从来没觉得宗族这件事在我的生命世界里很重要。家人重要，但宗族这事不重要，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什么是宗族？什么是土客？它是叠合在一个时空里面的。其实每一个中国的区域都有这样的底层结构性要素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7.
巴林左旗：雄浑大气的辽太祖陵
施展：就我个人而言，我印象比较深的肯定是我最近这些年走的比较多的地儿，就是整个北方走廊地带。
我一直在寻找中原文化，和草原的、大漠的那种文化，一方面形成一种文化碰撞，另一方面形成一种文化上的互相开放，共同往前演化，共同生成一种更加宏阔、有包容力、有开放性、有想象力的精神气场。就像中国人经常为之自豪的盛唐、大唐，它完全就是草原跟中原共生而成的结果。脱开草原跟中原的共生性，实际上大唐的那种气度是不可能实现的，这里面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是在赤峰，巴林左旗的辽太祖陵。
辽太祖陵特别震撼，因山为陵，在那是极其直观的体现，有一个山坳，你从它的入口的地方走进去，得走差不多两公里，整个这两公里的山谷是因山为陵所形成的一个墓区。
“后有靠前有照”，古代有这种风水的要求，整个山坳的背后山谷的位置有点类似于一个太师椅的椅子背，地宫就安在椅子背的位置。出了山谷，正面是另外一个山，整个以对面的山作为“前有照”的“照”，然后以背后整个山谷里巨大的一个山形成的椅子背作为它背后的“靠”。要进山谷的话，有两个小的山峰，两个小山峰类似于这山谷的门阙，山峰的形状也是一粗一细一高一矮，左青龙右白虎，后来被金人给毁了。辽的时候建了一个大门把这两个山峰连起来，大门至少有七八十米高。把这个门打开走进去，沿着山谷一直到最里面，那是一个整体的墓区，从未见过那样一个气场。
过去读历史书，说辽一直把自己视作是唐的继承人，并且认为宋不行，唐时候很多东西没有那么精致，就是中国文化很多东西没那么精致，它更多的是一种厚重、雄浑、大气，但是在宋的时候，中国文化最精致的东西开始发展出来了，内卷了。而在辽时候，仍然保留着唐那种厚重、雄浑、大气、气吞万里的感觉。在辽太祖陵的陵寝当中会有非常直观的感受，这都是我一直在关注、在行走的北方走廊地带，能找到的中国应有的那样的一种超凡气度。
08.
多元中蕴含共同性
何必：在我们观察中国的地理空间的时候，往往是很容易关注到差异的，南方跟北方的，沿海的和内陆的。但是我们仔细地去挖掘这些差异的时候，又往往会很容易发现，有很多的要素反而是相似的，比如刚才施老师说辽太祖陵的“后有靠前有照”。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讲究的风水系统，而风水系统恰恰是以孟老师所关注的江西最为发达，有龙虎山的道士，有道教祖庭。
孟庆延：还有风水第一村：三僚，现在在兴国县。
施展：这些东西还是很好使是吧？
孟庆延：很发达，你去看南方的祠堂设置，它讲究的风水非常重要。祠堂设在哪？靠着什么建？前面有没有水？这些都是要充分考虑的，因为祠堂的位置跟风水有很大的关系。
何必：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虽然辽代是个非常典型的游牧王朝，但在文化要素上接纳了很多中原地区的风水观念。再比如说刚才孟老师讲的，在北方，家庭性的观念范围比较小，而在南方，家的概念是以一个不同的形态展开的，但是这个要素南北方都会讲。尽管中国内部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施老师所关注的“多元一体”的“一体”里面，其实共享着很多的要素。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考察中国地理的时候所需要关注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方面。
非常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了对于“空间的历史”和“历史的空间”这样两个关键要素的理解。非常期待两位老师能够将自己在国内丰富的旅行经验和二位所研究关注的问题结合起来，给我们的听众提供一个不一样的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
2月23-27日，由孟庆延和李筠老师带队的“星火”系列学术考察第2站“江西篇”即将启程。本次考察将行走赣南闽西，挖掘中国共产党1927-1934年的苏区革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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